纳米体育赵鸿钧就要80岁了。在老伴的陪伴下，他坚持每天散步两个小时，雷打不动，但他的双脚已不那么灵便。
几十年里，这双脚登上过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也踏进过中国农科院院长的办公室。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拥有松软泥土的蔬菜大棚，一呆就是半个多世纪。
这个在农学界被称为“塑料大棚之父”的老人，一生都在为“让更多中国人吃得上蔬菜”努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近二十多年来，山西的薄膜覆盖和湖南的杂交水稻是中国大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好的两大知识经济。”
日本、西班牙、荷兰等国家的农业专家，都建议他申报世界和平奖，他们觉得这位中国教授完全符合获奖要求。“著作颇丰，奠定了薄膜农业的理论基础，直接经济效益超过一百亿，培训技术队伍超过五百万”。
80岁的赵鸿钧，很少提到“科学”、“研究”这样的词，更多时候，他会说“做好观察、纪录”。
对每个来访的客人，这位老人都要拉着对方讨论他关心的塑料大棚、农作物生产、薄膜覆盖。 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他总觉得自己“土”习惯了。
1953年，考上山西农学院（山西农业大学）的农家子弟赵鸿钧，总是发愁如何填饱肚子。那时，中国的土地还难以培育出像今天这样高产的农作物，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吃饱饭都成问题。
为了节省口粮，赵鸿钧承包了学校的一块菜地。浇水施肥，记了十几本日记。如此精心侍弄的菜苗纳米体育，还是在那年冬天全被冻死。
”既然是被冷死的，是不是温度高了，就不会死了？“像牛顿被苹果砸中了一般，他试着用一块从老师家得到的旧塑料布，给自己种植的一小块韭菜地盖上了“被子”，四周用泥土压实。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赵鸿钧发现，用塑料布将土地盖起来后，地温最低提高1到2摄氏度，最高能提高9摄氏度。那一年，他种的韭菜提前10天收割。这个偶然的发现，成为改变中国农业的开端。
上世纪50年代，塑料布并不好找。中国尚未掌握塑料布生产技术，赵鸿钧没有一展拳脚的“武器”。他只能靠“土办法”东拼西凑，发动亲朋好友寻来一张张“宝贝”。找到一块塑料布，试验一块土地，边找边盖，眼见塑料布下的庄稼一点点生长。
在这些试验田前，他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这样的喜悦，在接下来几十年间，一次次出现在立在田间地头的农民兄弟眼中。
几十年间，赵鸿钧从家乡的每个小乡村，走进全国各地的农田。他的一方小试验田，复制到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义务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培训人员达500万人次。到1980年，全国10万亩塑料大棚中，仅赵鸿钧亲自推广的就占到80%。
这位常年和土地打交道的老人，至今没学会使用手机，家里仅有一部电话。来电者，常是需要他答疑解惑的“农民朋友”。
在赵鸿钧家里纳米体育，有一张“最珍贵”的合影。这位农业专家坐在田埂上，双手环抱在膝前，他与照片中其他“农民兄弟”的穿着几乎一摸一样。除了胸前别着一支笔，没有人能从他身上找出一点点教授的痕迹。
“棚子怎么搭”，“湿度如何控制”，每到一地，他都和农民打得火热。“这些年领导没认识多少，但是农民朋友交了很多”。
在山西省孝义市中阳县金罗镇，赵鸿钧一住就是两个月。每天泡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授大棚技术，没有人给他任何福利，吃住都是自掏腰包。
老乡送他自家产的鸡蛋，赵鸿钧大笑：“好东西啊，改善伙食了！”乡亲笑他，都说你这个城里的教授叫“赵大棚”，一颗鸡蛋就开心成这样，干脆叫“一颗鸡蛋教授”算喽。
“一身土气”的赵鸿钧也有赶时髦的时候。有一次，他看上了当地农民推着自行车卖的自制沙发，2个小沙发的售价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明知身上的钱不够，他还是执意买下。东拼西凑，也没攒够一对沙发的钱。最后还是妻子出面，去同事家借了20元救急。“一个教授，愣是凑不出几十块钱”。卖沙发的农民“简直不敢相信”。
赵鸿钧很喜欢这对沙发，木质骨架套着红布黑方格蒙皮，显得有点土气。他怕弄脏了沙发套，特意给沙发穿上一层塑料农膜。
这对土沙发，在家里服役了36年，中间多次修理，沙发腿早已绑上绳子，坐在上面嘎吱响，但直到彻底散架，木匠无法再修，才宣告退役。
它们接待过无数的农民兄弟，众多专家学者。甚至数任山西省长，也是坐在这对沙发上和赵鸿钧讨论农业发展问题。
1962年，他提出希望能组织全国基础较好的塑料厂和研究人员，尽快研究生产我国自己的农用塑料薄膜，细心的他甚至提出了自己的参考配方。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农用薄膜面试，赵鸿钧感觉到，自己推进塑料大棚、帮助农民增产的梦越来越近了。
1964年，他向农业部提交了“关于我国立即开展塑料薄膜研究和生产农作物的建议”，并具体提供了地膜覆盖、大棚覆盖、薄膜为鸡舍防寒等17项生产研究成果。同时，他还提供了自己设计的“一面坡式”和“悬梁吊柱式”竹木结构大棚的图纸。这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当时最好利用塑料大棚增产的科学成果。
同年，在农业部和中国农科院的支持下，赵鸿钧开始了他的“塑料大棚万里行”推广活动。正值文革，推进尤为艰难，效果也远未达到预期。40年后，时任中国农科院研究院院长杨宗源到山西农业大学作报告时说，“我们农科院都知道他，文革中大家都在打派战，他一个人到农村搞大棚，这种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少有。”
因为这份执着，1974年，赵鸿钧再次站在了农业部的大门前，希望能尽快组织召开全国塑料大棚会议，加快推进塑料大棚。
会议在一年后召开，从那之后，我国的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从北方发展到南方，从平原发展到山区。严冬季节，冰封雪飘，但在南北大地的塑料棚内，绿油油的农作物显出一片生机。塑料大棚使海拔5000米左右的青海、西藏等地，第一次生长出农作物。
正是因为这层薄薄的膜，我国的大棚番茄亩产能达到10000公斤，丰收时甚至高达50000公斤。而在1950年，就算大丰收，番茄亩产也仅为300公斤。各类蔬菜、瓜果等农作物，甚至动物都住进了塑料大棚里。塑料地膜和大棚被评价为“真正使中国农产品产量出现革命性增长的主要功臣”。
耄耋之年的赵鸿钧还在坚持用最“土”的方法把这些经验纪录下来，总念叨“把这些有用的经验梳理出来，以后的人还用得上”。每天，他都会花几个小时，握着钢笔埋头码字，200万字的专著《中华薄膜农业》由此诞生。他关于塑料大棚的著作，成为我国最早、最权威的大棚农业专著，奠定了薄膜覆盖园艺的理论基础。由他设计的晋阳型大棚还远渡重洋，帮助了非洲、南美洲的“兄弟”。
图说：赵鸿钧教授撰写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部分著作。这些是我国最早、最权威的科研专著，奠定了塑料大棚事业的理论基础。
1965年，在上海召开的日本工业展览会现场，当日本人提到利用塑料薄膜覆盖种菜时说，“中国人恐怕还需要二三十年”。在现场的赵鸿钧坐不住了。
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在山西等地搞地膜、用大棚种菜种粮食的经历。在得知中国人早在1953年就观察到地膜覆盖可以使地温提高1-9℃时，日本人目瞪口呆。
时任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用“壮国威”称赞赵鸿钧的表现。他说：“我们国家就需要这种既懂业务又懂外语的专家”。
这样的称赞，赵鸿钧还听到过许多。中国农业界泰斗、前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曾说，南有袁隆平，北有赵鸿钧，一个解决了粮食问题，一个解决了吃菜问题；一个是杂交水稻之父，一个是塑料大棚之父，都是我国农业界的大功臣。
但这个曾为韭菜 “盖被子”的耄耋老者，总是摇摇头，说“我出不出名不要紧，以后这些事情还要有人做下去才最重要”。
从G20杭州峰会到刚刚结束的汉堡峰会，“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增长、完善世界经济治理注入了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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