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体育东莞市大岭山镇，兴昂鞋厂大门口依然有人进进出出，一些离厂的人仍然租住在厂区宿舍。元宵节临近，夏芳还是没有找到新工作。大岭山镇的厂子，明显比以前招工少了，还对年龄有限制，工资也不高。年龄放宽到45岁的，每个月算上加班费也才3千出头，比兴昂少了好几百块。

　　1月23日，夏芳在兴昂鞋厂领到自己最后一笔工资和补偿，离开了这个自己工作了九年半的地方纳米体育。原本再过几个月，她已在兴昂工作满十年，要签无固定期限合同，可以在这里工作到退休。

　　兴昂关厂前，倒闭传闻已经沸沸扬扬一年多，那时候夏芳心想，倒了就倒了吧，还能赔点钱，现在心里却难受起来，空落落的，找厂不好找，开始怀念以前在兴昂的安稳日子。

　　兴昂鞋厂，即东莞兴昂鞋业有限公司，作为东莞历史最悠久的鞋厂之一，于1月11日宣布关厂，只保留研发部门和手袋厂。激起舆论的惊讶和不解，以及外界的猜测。公司发布公告称东莞兴昂在大家的努力下历经风雨走过了13年，如今受经济形势影响，公司客户订单严重萎缩，后续经营难以继续，公司不得不作出结束东莞兴昂的全部生产、实施经济裁员的决定。

　　东莞兴昂是兴昂国际的女鞋事业部，为NIKE、PRADA等世界知名品牌的代工厂。据了解，东莞兴昂所有生产单位关闭，但仍保留研发、行政等部门，裁员涉及员工1900多人。东莞兴昂结业后，台干及高管全部分去另一个兴昂集团分厂一兴雄，东莞兴昂厂以后的订单会全部转给兴雄及湖南的三个分厂：湖南洞口兴雄、湖南隆回兴昂、湖南双峰兴昂及越南印尼工厂。

　　兴昂为顶尖世界名牌鞋做代工，可谓是东莞三来一补模式的缩影。如今轰然结束，不禁让人有兔死狐悲之感。

　　位于东莞东城的桑园工业区，2014年倒闭的万士达厂，如今的厂区依然闲置，夜间从墙外看过去，大块厂房一片漆黑，而略显阴森。厚街镇中心的一片厂区已被重新开发，万达广场拔地而起，资本被更大的资本驱赶。

　　熟悉东莞制造业的人认为，诺基亚东莞工厂和万士达厂的倒闭拉开了东莞闭厂潮的序幕，这是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二轮闭厂潮。当地流传的一个说法是，近一年以来，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量倒闭，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

　　东莞市商务局副局长方见波向媒体提供的数据是，2015年东莞共有362家外企关停外迁，其中以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而此前3年，东莞关停外迁外资企业数分别为569家、454家、434家。 他认为，倒闭的最高峰值出现在2008年，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东莞857家外企关停外迁。之后，关停企业数量逐年递减。

　　其中，手机代工厂东莞兆信通讯董事长高民选择自杀，引起轰动。以及联胜电子以及锤子T2代工厂之一的深圳中天信破产等案例。更多的是不知名的小厂。

　　厚街、大岭镇、大朗、东城等镇多处工业园区也空空荡荡，不少厂房大门紧闭，外面贴着厂房急租的告示，也从年前持续到了年后。

　　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首度破7，下滑至6.9%。这个在过去十几年GDP增速一度高达两位数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外宣告进入新常态。虽然东莞市政府公布的2016年数据依然是漂亮的8%。

　　与外迁的兴昂类似，位于厚街镇上，著名鞋企华坚集团已将六条制鞋生产线和鞋材厂搬迁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约有3500名埃塞俄比亚青年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

　　珠三角加工贸易繁盛三十年，如今已渐式微，中国制造进入窄巷。据《财经》报道，需求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夹缝；外资高端制造回归发达国家与中低端制造部分外迁印度、东南亚的夹击；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双重挤压；工业4.0浪潮的冲击带来的，不仅是面对高级人才匮乏的煎熬，也要直面低端人力短缺的尴尬，更要为工业2.0、工业3.0的缺课而承受重压。制造业逼仄的天空，弥漫着灰色的雾霾。

　　大朗镇经信局局长谢主连认为，用倒闭潮形容东莞这两年的经济发展，是片面而不客观的。他告诉凤凰网，以大朗镇为例，毛织业的技术改造已基本完成，机械装备制造业势头良好，在全市32镇中排到前五，2015年，大朗镇的内资工业赶上外资，基本持平。

　　自2008年起，珠三角转型中，提出了腾笼换鸟口号，在此基础上，面对制造业的低迷，东莞市政府给出了机器换人策略，应对用工荒，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升级。

　　为推进这一战略，2015年夏，市长袁宝成亲帅一众东莞制造业企业负责人，走上央视，专门录制机器换人，展示机械设备制造，莞产与日产pk并胜出。

　　此后，袁宝成无数次对媒体表示，一些企业的倒闭，是属于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并不能说明制造业整体遭遇了危机。他列举一些数字以此证明：2015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约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迈入了6000亿元俱乐部，智能手机、电子元器件以及服装、鞋帽等产品产量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他说，东莞堵车，全球缺货，今天同样并非只是一句玩笑。

　　有人统计，从1月6日开始，到2月16日截至，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央视等国家级主流媒体，以焦点访谈、头版头条、人物专访等多种形式，对东莞进行了连续二十多次的高密度报道。对一地经济报道之密集，官媒数量之多，实属少见。世界工厂，仍是希望被保留的金字招牌。

　　东莞经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11月，东莞全市工业技改完成投资额204.4亿元，同比增长114.5％。机器换人项目减少用工7万人。而东莞市社保购买记录显示，这一年，购买社保的人数减少了32万。

　　所谓机器换人，主要是带动智能化改造纳米体育，推动数控一代机械产品运用。这是东莞政府、官媒和专家提得最多的方式。

　　出生于1992年的湛江男孩何东亮感受到了机器换人的热度，他19岁技校毕业，来到东莞，换过四家厂，做过流水线普工，最长的是在美尔敦玩具厂，做了三年电工。玩具厂近一年订单缩减，不需要那么多人，他正好与工厂三年合同届满，于是决定与工厂协商离开，拿到了三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一万多一点。

　　他已经不记得在哪里听过机器换人的说法，心里想，自己不会造机器，总要会开机器吧。在厂区看到有培训机构发传单，就报名参加了。报名费5800，他担心自己学不会，跟负责人商量后，交了一半。

　　从2014年到2015年，他几乎每个周日都去上桥一处培训场地，如此反复几个月，近两年纳米体育。然而，课堂上还是听不懂，学不会。电路图尚能勉强看懂，到了编程原理和自己动手，就一头雾水。第一期开班，三个同学一起上课，老师教了几次，教得费劲，最后干脆不来了。结业考试是在网吧，何东亮没有去考。

　　从玩具厂出来后，何东亮一直在找工作，为了生活，先去了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只干了一个月就离开了。他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重复拧瓶盖，三分钟就学会的动作，要重复干上一周，一个月，半年。你能体会那种绝望吗？

　　同样是90后的赵明生在一家日企，生产汽车方向盘转向器，也是流水线普工。他听说厂里已经花了四百万购买自动化设备，今年会投入使用，他很担心自己被换下来，但没有更多办法可想。他很恋家，读完技校后还跑回老家长沙的机械厂工作，但是，湖南的厂不行，还是回到东莞。

　　赵明生想，如果机器换人的话，企业也会培训工人的吧。而何东亮自己付钱参加的培训显然并不算靠谱，可是也找不到更多学习的路径。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年前实地考察了东莞制造业转型，他认为机器换人以后，操作机器的岗位是需要高级技术工人的，这一培训过程让企业去做不经济，因为企业培训完工人以后，如果工人离开，对单个企业而言就让培训的投入划不来。政府应该针对全社会的工人进行培训补贴，并引入开放式的技术创新的平台，这个事情应该由政府来做。

　　黄亚生对政府补贴企业也持保留态度，我认为企业转型升级是必然的，值得讨论的是政府是否应该直接去补助企业。企业如果碰到劳动力和成本压力的话，没有技术和实力的企业就应该倒闭或搬迁，你去补贴这些企业，会让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而作假。这并不是可取的办法。他认为，政府的钱应该服务于整个社会。

　　“天时创研”创始人林涛2008年曾调研珠三角制造业，彼时建议企业，建立自主品牌，做自主研发，开拓内需消费渠道，这些建议却难被实践。东莞并未像佛山、顺德那样做出自己的耀眼品牌。如今实施机器换人等项目，走的依然是扩大产能，提高质量，降低价格，占领国外市场的路子。而国外市场经历次贷危机已近饱和，东莞制造能走多久，实属未知。

　　过年前，兴昂空旷的厂区宿舍楼下竖着广告牌，上面张贴着乘坐工厂大巴回乡的名单，夏芳和成秀娟的名字都没有在上面，她们已经很久不回老家过年了。

　　厂区后面的巷子里，一条街的饭店都关门了，超市冷冷清清，半小时只有两个顾客，这几个月比之前冷清很多。明年还继续开么？当然了，兴昂走了，还会有别的厂子进来的。收银小妹头也不抬地说。

　　往日喧闹的银丰路上，餐馆里抱着吉他卖唱的年轻男子，在若干个餐桌前转悠，也并没有人点歌。来吃饭的客人都没有把偌大的厅堂坐满，比平时寂寥不少。

　　出租车司机抱怨着扫黄和滴滴对生意的影响。平时拉美女去远处的街镇，收老板五百块是常事，再和美女对半分。拉两趟赚个几百块不成问题，每月过万。2014年初的强势扫黄，与并行的闭厂潮，来此地的老板急剧减少，生意大受影响，月入三四千，勉力维持，路上的人少多啦。

　　东莞到底有多少人口，似乎成谜，从来就没有准确回答过的问题。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截至2013年末，东莞市户籍人口188.93万人，年末常住人口831.66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38.10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88.75%。

　　民间常常对这一数据抱有怀疑态度，其中户籍人口相对是精准的，而对于常住人口和流动人统计起来就多有困难，相差甚远。坊间普遍认为，2014年重大扫黄行动之前东莞人口达到顶峰，最高人口总数应该超过了1300万，之后则回落至1000万左右，如今则真正跌落到官方的数据，常住人口800万。

　　何东亮站在美的专卖店里，专心挑选着热水器，这家的招牌为美的，却没有太多美的产品，墙上挂着都是万家乐一类的牌子，在标价880和480的两款热水器前驻足良久，最终决定回去网购。他在网上电子商城选了一款美的热水器，寄回湛江老家，共花费563元。

　　他自己在东莞租住的房子，不需要这种即开即热型，通常的做法是丢一个热得快到水桶里。他不介意自己住在阳光照不进来的屋子，却很焦虑自己的未来。他希望规划自己的人生，改变父辈只能困于流水线的命运，不想被机器换人甩掉，却还看不到方向。

　　41岁的成秀娟几乎立刻就找到了工作，从鞋厂的流水线换到了五金厂的流水线，做锁，日常动作是用一把美工刀削毛边，指甲盖大小的塑胶零件从啤机落下，她把刮手的部分削掉，再交给下一道工序的工友。这和她的兴昂鞋厂的工作完全不同，却同样简单。每天上班12个小时。进厂一周多，她从没见过锁的成品是什么样，也不感兴趣。

　　成秀娟期待的是再交五年社保，到退休年龄就有养老金可以领。她并不知道财政部长楼继伟刚刚表示，劳动合同法限制了企业用工的灵活性，工资过快增长降低了投资意愿。成秀娟说，加班多没时间看新闻。

　　德尔能新能源电池厂公共事务总监辛创告诉凤凰网，除了流水线的普工，他招技工一般从职业学校直接招人，但招回来的应届生也没法直接用，要先培训半年。他也困扰于新生代打工者的流动和自我意识，一个地方没有吸引力，会随时去另外一个地方，似乎不再以安定上班赚钱为目的。

　　但是在东莞安顿下来的人，却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感情。成秀娟在休息日常和工友去爬山，享受这座华南城市的自然风光，或者去不远的镇中心逛街。她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也并不想去丈夫所在的佛山，一个人更自由。30岁的文长兴在东莞不感到被排斥，在北京的地铁里看到几乎人手一个苹果手机，让他觉得自卑与格格不入，到了东莞，看到每个人都是打工者，整个人都放松了。